据统计，世界人口目前是66亿左右，而世界现有耕地面积只有13.6911亿公顷，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耕地面积为18.37亿公顷，这些耕地面积已到了增长的极限。专家预测，到2015年，世界人口将突破78亿，从这些数字中能看出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现在世界各国都开始注意到，在保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现有耕地面积不能减少，否则世界将会陷入粮食危机中，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粮食，这部分粮食的来源只能是从现有甚至更少的耕地中获得更高的额外的粮食产量。
    农业发展早期，在资源允许的条件下，农业增产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获得更多的粮食产量。但在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的现代社会，在充分考虑到人类及其他物种生存的前提下，耕地的面积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资本发展的过程，除了产生阶层的分化，也一直伴随着环境的破坏。在农业发展到比较先进的时候，人们主要是靠改进耕作技术来提高作物的产量。人们不断积累耕作经验，并不断更新耕作工具，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犁的发明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每一次劳动工具的更新，都能大幅度地提高从农田获得的物资量。
    现代农业被社会科学家称作“石油农业”，也就是说，现代农业的增产更多依赖于对化肥的使用和对消耗石油的机械的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机械的使用使得农业的集约化生产及大规模解放农村劳动力成为现实。化肥的大规模使用，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使用化肥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变得板结，土壤结构被严重破坏。同时，水质也被化肥严重污染，这使得本来就有限的淡水资源更加紧张，甚至有人预言，将来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将不是意识形态引发的矛盾，而是对水资源和能源的争夺，这个预言现在已初露端倪。
 
    粮食增产应考虑作物本身的潜力
 
    粮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瓶颈，只有我们将自己的粮食问题解决好，粮食有了保证，我们才不会受制于人。
    作物的进化一直为人类意志所干涉。在长期的耕作活动中，人们有意识地选取作物的一些优良性状，并试图让这些性状能够在子代的作物中保存下来，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作物改良了，显然，这种传统的改良方法带有太多的投机性，更会因为没有科学的继代方法而隐藏这些性状。
    可见，我们无论是增加耕地面积、改良耕作技术或者是提高农业投入，对于粮食增产的促进都已经十分有限，因而，我们不得不从增加作物本身潜力的方面来考虑粮食增产。
    近年来，生命科学飞速发展，人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对于生命的认识有了质的改变，从“神创论”到“物种进化学说”，从细胞的发现到DNA双螺旋结构的建立，从克隆羊到人造基因组的完成，人类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从分子水平探求着生命的真谛。
    科学技术一直是作为一种进步的力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既然传统的农业增产方式潜力有限，我们只能从作物本身的潜力来解决迫切的粮食问题。就作物本身而言，就是要探究作物的基因组及其基因功能，或者找到其他优良性状的基因，整合到作物中来，使得作物产出更多更好的粮食，因为基因才是决定作物性状和产量的最本质的因素。
 
    “纠结”的转基因普及科学知识已迫在眉睫
    自转基因技术出现的那一天起，围绕它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本身并非坏事，适当的争论可以修正错误，接近真理。但是，如果沉溺于“争论”而裹足不前，或者用争论去压制事物的发展，则“争论”绝对算不上好事，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对反对转基因的人士作出一个科学的交代。
    首先，我们必须得承认，严格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的审批制度和程序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所有的转基因作物一棒子打死。
    在2010年7月27日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第六版中有一位名为“田松”的作者发表一篇题为《超越科学看转基因问题》的文章，作者主张，“为了避免转基因一类新技术的危害，我们应该超越科学，用哲学的、历史的眼光审视新技术的应用，由科学家来提供证明其无害的‘科学依据’，而不是由质疑者提供证明其有害的‘科学依据’”。
    作者从一个法学的角度，即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出发，要求科学工作者给出“转基因食品无害的证据”，从辩论的角度来讲，他的要求完全合理，这也暴露了我们在科学知识普及上的缺陷：科学研究者和这个领域之外的人们的沟通实在太少了，如果在将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初期就做好知识普及的话，相信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不明就里，对所有转基因的东西都抱有恐惧心理了。
     作者还从“大科学”的概念出发，认为政府、企业和科学研究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那什么是“大科学”呢？普赖斯认为，大科学的特点是：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特点，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当前的科学研究由于投资较大、规模大，需要科学家之间、科研机构之间，以及政府间的合作，所以，合作者之间存在着投资问题，若是将这投资关系视作利益的争夺，是与民夺利，那是过于偏激的。
    在基因工程方面，我们在对农业生产的转化即转基因方面并不是走在国际前端，西方国家在1990年还没有正式种植转基因作物，到了1999年种植面积已达4000万公顷。全世界转基因种子的销售额在1995年仅为7500万美元，而1998年已飙升至15亿美元。 美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是最大的，市面上一些产品早已经包含了转基因成分，比如饮料、啤酒等，但并没有遭遇多少质疑。
    有些反对转基因的人质疑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人员是被美国洗脑，这种说法是不理智和不负责任的。实际上，科研工作者都有自己的民族感情，都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毕其一生精力潜心于科研工作，努力推动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前进。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国的科学家就有很多的独创性成果，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分离了植酸酶基因，并成功将其转化到玉米当中，以期改善饲料中磷利用率低和环境中磷污染问题。这个植酸酶基因，就完全是我国科学家独立发现、分离，并完成后继一系列工作的，他们对这个基因的性质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对其安全性有十足的把握，并且已经完成一系列的安全评估和试验，我们国家对这个基因就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所以说，一些反对转基因的人认为“转基因是西方国家毒害中国人的阴谋”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同样也是充满智慧的民族，历史上，我们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究任务，事实证明，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也是有能力去承担高新的科研任务，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反而不相信中国的科学家了呢?为何不相信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能力承担起生命科学的研究重任，为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粮食生产作出贡献呢？
    我们从反对转基因技术人士的观点中不难发现，他们提出的论点和他们的依据，未能摆脱“文学院”的束缚。他们反对转基因，大部分都是一棍子全打下，所有的转基因都未能幸免，然而，唯物主义的学者们是需要全面、发展着看问题，如果反对转基因的人士未能从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出发，那么所有的这些争论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甚至会由于科研工作者的不善辞辩，眼睁睁让一些过右的言论激发人们过分的抵制情绪而无能为力，甚至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再次在科学上落后于人。
    今天，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正面临着公众接受的挑战，而要让公众接受，树立转基因技术的正面形象，首先要做的是与民众的沟通以及对相关科学知识的普及。众多从事生物技术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开始了这一方面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并愿意解答人们对于转基因知识的疑问，也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陈茹梅 张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