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志
我国是秸秆生产大国，提高秸秆利用率不仅能减少污染，更能提高土地、水等农业资源的产出率，有利于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秸秆利用应当扭转废弃物处理思维模式。秸秆从本质来讲是农业产出物，要把秸秆当作农产品一样看待，突破收储运瓶颈，摆脱基本依靠政府补贴的废弃物处理运行机制，注重高盈利产业拉动，将秸秆产业做强做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秸秆焚烧现象。
我国秸秆利用现状与问题
我国每年依然有3亿多吨秸秆白白腐烂和焚烧，这其实是白白浪费了生产3亿多吨秸秆的耕地、淡水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等资源。因此，大力发展秸秆产业，提高秸秆利用率，实质上等于提高了耕地、淡水等资源的产出率。目前，我国焚烧的作物秸秆主要是小麦、水稻和玉米秸秆三大类，秸秆焚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省、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大面积露天焚烧秸秆危害很大，滚滚浓烟不仅增加了碳排放，还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同时，烟雾弥漫亦导致航空交通受阻、交通事故增多和火灾事故发生等诸多社会问题，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此外，秸秆露天焚烧不仅造成了生物资源的浪费，还破坏了农田微生物群落，导致土壤养分循环不畅、理化性能变坏。
我国秸秆综合利用总体效益分析
从总体上看，秸秆综合利用的效益可概括为：提高了两个安全性、产生了两个正外部性。提高了两个安全性指：一是增加了粮食作物的秸秆附加值，提高了粮农的收入，进一步带动了种粮积极性和我国的粮食安全性；二是增加了资源供给，提高了我国的资源安全性。产生了两个正外部性可表述为：一是减少了农业废弃物污染，尤其是秸秆燃烧造成的污染，同时增加了有机肥，减少了化肥施用造成的面源污染，产生了减污的正外部性；二是增加了清洁资源的供给，替代了化石资源的使用，产生了节能减排的正外部性。此外，秸秆产业为农民带来了新的价值增长点、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繁荣了农业农村经济。
经推算，如果我国目前尚未得到利用的3亿吨秸秆能被多级充分循环利用，1个秸秆物质单元就转变成了1.27单元，相当于增加了27%的耕地、淡水和其他农业投入品等资源，如果在生产结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就等于增加了27%的产出效益。即使目前尚未得到利用的3亿吨秸秆仅仅被单级循环利用，1个秸秆物质单元也能转变成1.21单元。当然，实际情况一般在单级与多级循环利用之间，也就是说增加的产出效益在21%-27%之间。
秸秆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秸秆产业以秸秆为纽带，将秸秆收集与生态种养、能源化和材料化有机衔接。鼓励和引导秸秆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我国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农业循环经济和农村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尽快完善产业体系，加大推动力度。
一是建立有效的秸秆收储运体系，破解秸秆产业化瓶颈。由于秸秆资源相对比较分散，体积质量小且容易腐烂，秸秆的收集、运输和储存较为困难，加上从事秸秆收集与储运的个人和组织行为不够规范，使得秸秆原材料的质量、数量和价格等方面得不到稳定的保障，从而导致收储运物流环节成为制约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瓶颈。基层政府应尽快引导农民以合作组织的形式参与，像对待常规农产品一样，建立秸秆的收储运规范体系，为实现农民和企业的利益双赢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是扭转废弃物处理思维模式，注重高盈利产业拉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秸秆看成农业废弃物，在低效甚至负盈利状态下进行处理，把政府补贴作为基本经济支撑，离开了政府补贴就难以维持下去。然而，政府每年的补贴额度是有限的，所以每年仍然有些地方还在焚烧秸秆。我们应该尽快扭转在秸秆利用方面的废弃物处理思维模式，用高盈利产业来拉动秸秆利用，并让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能充分地分享盈利。这样，秸秆就变成了宝贵的资源，而不再是让人棘手的农业废弃物。目前，这方面的案例已经不少，例如，在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方面、在秸秆包装品生产方面、在秸秆板材生产方面，秸秆通过多维复合循环和大量的市场需求创造了盈利空间。
三是重视技术集成创新，积极开展示范工程建设。目前，我国在秸秆收集储运和综合利用技术与设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较大，要优先安排资金，重点支持集成创新开发项目，尽快在这方面赶上发达国家。同时，要建立秸秆综合利用科技示范基地，通过技术培训、宣传咨询，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大示范应用力度，提高秸秆资源化的可操作性。要提高技术设备的劳动生产率以减少秸秆处理的人工费用，同时降低技术设备的生产成本以降低购买价格，从而提高农户和企业的积极性。
四是注重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宣传教育。鉴于目前我国秸秆露天焚烧现象还占一定比例，建议相关部门严抓政策法规的落实。不仅露天焚烧秸秆的当事人要进行处罚，还要进一步加大对责任领导干部的追究。政府的引导具有关键作用，应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把秸秆真正作为资源来看待，增强其参与秸秆产业的热情。各方要尽快形成合力，使市场的开发潜力形成真正的有效市场。同时，各级政府要把秸秆综合利用作为推进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落实政策。
（作者系中国农科院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