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涉及11个省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石。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依赖于长江流域高质量的生态环境。长江的保护要将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谋篇布局。
近日，中国农学会主办“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家研讨会”，邀请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及长江经济带6省市高校科研院所近20位专家参会，就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形势进行研判交流，为长江经济带农业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提供有力支持，为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区域农业绿色发展贡献新思路、新技术、新举措。
△中国农学会主办“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家研讨会”
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呈现三大特征
作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长江经济带覆盖长江沿线的9省2市，以约20%的国土面积支撑起全国超过40%的经济总量，是生态安全与粮食生产的核心区域。然而，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短板。
研讨会上有专家表示，当前长江经济带的面源污染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但仍有较多问题，污染的治理存在很多难点。当前长江经济带的面源污染主要呈现三大特征。
首先，当前污染以氮、磷污染为主，长江经济带经济作物占比高，农业中农药、化肥投入相对较高。与会专家认为，总磷已成为水质恶化的首要污染物，农业化肥过量施用，尤其果蔬等经济作物氮磷钾肥用量远超过推荐值。
同时畜牧业产生的粪污也成为污染主要来源。
据统计，为满足我国居民肉蛋奶需求，我国猪禽牛羊年存出栏总量约为20亿头当量猪，具体包括存栏1500万头奶牛、9000万头肉牛、3.2亿只羊，出栏近10亿头猪，以及相当于2.5亿头当量猪的禽类，包括蛋鸡和肉鸡。因此，粪污年产生总量巨大，达到38亿吨。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国学表示，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耕地保有量近6亿亩，大概存出栏6.85亿头当量猪的猪牛羊禽，也就是平均每亩耕地承载1.14头猪，产生的粪污量约10亿－12亿吨，占全国各类养殖畜种粪污总产生量的1/3。而且由于养殖规模越来越大，造成严重种养分离，个别地区大中城市周边养殖量和粪污产出量巨大，土地承载严重不足，污染风险非常高。
其次，长江经济带地域广阔，面源污染治理复杂性高。
尤其是长江经济带小农户占比大、技术推广难，加之经济作物种植密集、农民增收压力大，源头减量阻力重重。
在张福锁看来，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面临三大挑战：经济作物占比高，资源投入较高；小农户占比高，经营方式不合理；面源污染治理与农业增产增效目标实现间存在矛盾。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吴永红认为，长江流域地形复杂，中下游分为水养区、低丘山区两类。低丘山区面源污染是梯级发生，频率高，与水土流失同步发生。长江中下游水养区较多，生态系统脆弱，一体化治理难度大。
与此同时，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污染治理的滞后效应显著。
张福锁表示，从全球经验看，农业面源污染的滞后性影响世界河流的生态安全。如密西西比河治理60年仍未彻底解决磷污染；泰晤士河流域1950年实现化肥零增长，而河流磷输出在1970年达峰，1990年后才开始逐渐下降。因此，长江流域面源污染治理面临类似的长期挑战。
与会专家认为，面源污染属于全球问题，美国、欧盟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面临着农业面源污染，且未来随着能源领域碳排放减量，农业排放占比或将增加，这属于必然过程。
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梅旭荣强调，要正确认识农业面源污染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农业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元素的输入输出是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体现，农业面源污染并不是洪水猛兽，不能简单地追求“零排放”，需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重构实现生态服务价值最大化，促进面源污染长效防治。
技术供给破解氮磷污染难题
长江经济带农业增产、提质、增效压力大，同时又面临污染防治压力，针对多维挑战，与会专家提出多项科技解决方案。
首先，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在田间管理上应用成套绿色管理技术，使农业投入品、生产过程、产出产品全程绿色化，系统性实现产地环境生态化。”张福锁团队以绿色投入品与绿色生产技术为主要抓手，通过“绿色智能肥料”创新，结合缓释技术与废弃物循环利用，在重庆蔬菜、柑橘基地实现污染削减20%-40%。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周胜介绍说，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研发的“阻泥排水口”装置，通过嵌入式设计减少稻田泥浆流失，氮磷净化效率超30%，且不干扰农机作业。
此外，李国学提出的畜禽粪污“种养结合”模式，利用秸秆堆肥、沼气热电联产等技术，推动四川万头猪场实现水肥精准化污染排放；吴永红团队的创新“周丛生物肥”，可以通过微生物聚集体调控土壤养分释放，促进水稻增产，减少磷流失。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深化，智能化监测与智能化管理已成面源污染治理、防控的有效手段，未来有望起到更大作用。
据浙江大学教授梁新强介绍，在浙江推广“生态沟渠2.0”，结合物联网实现农田排水精准管控，以生态沟渠为主，附带后端的水塘整治、前端测土配方，化肥减量，能够做到污染物零直排，目前正在浙江省大力推广。
中国科学院团队用“AI算法+遥感”破解面源污染，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抓取流域地表温度、植被覆盖、水体浊度等生态参数，再结合地面传感器实时回传的土壤墒情、气象数据，构建出长江流域首个“水肥药沙”四维动态模型。
政策协同构建污染治理新机制
面源污染治理不是哪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政策、资本、技术、人才共同参与的“交响乐”。为破解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难题，专家提出需从政策协同、市场化机制及主体培育三方面构建长效机制，形成系统性治理合力，整合水肥药沙协同管控，破解“种地不管水、治水不懂田”的部门壁垒。
对此，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刘宏斌表示，解决面源污染，需要化解种养不平衡挑战，建议多组织类似专题研讨会，综合各部门行业司局意见，在保障粮食安全情况下开展跨部门、跨行业协同治理。从产业布局、空间结构上平衡布局、系统设计。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需要制定农田排水、分散养殖等污染物排放标准，推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水利部门数据共享与联合执法。
梅旭荣表示，从中国经济、农业的发展阶段看，现阶段应该强化政策措施，制定限制性标准，比如化肥投入限量，重点经济作物的投入品标准。
中国农学会农业资源与环境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张晴雯补充道：“建议监测和监管系统引入AI如DeepSeek，实现多源数据融合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分析，形成网络化、链条式监测监管，进而基于菜单式管控，形成各区域特色式的治理模式或方案。”
同时，创新投入机制与运维机制。针对治理资金压力，专家建议推广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粪污处理、生态沟渠运维，并探索碳汇交易与面源污染治理联动。
“需加大对绿色技术的直补力度，从源头上尽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物排放，减轻中端、末端的治理压力，降低面源污染治理压力。”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朱坚提出，一方面要提升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做好宣传；另一方面明确生态设施运维责任，防止二次污染。
与此同时，部分与会专家认为，培育新型治理主体，将从主观上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张福锁表示，通过培养乡土技术员、普及环保知识，可提升农民的环保参与度。以直播、短视频等模式，培养大批科技农民，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取得了极佳效果。
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一场持久战，需科技、政策与社会力量深度融合。唯有坚持“源头控污、过程拦截、末端修复”全链条思维，方能守护一江清水，筑牢绿色发展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