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亟需加快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提升秸秆产品附加值，实现秸秆利用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秸秆综合利用走上一条绿色、高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近年来，我国积极探索农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新途径，用秸秆替代传统木材、煤炭等产品，助推农业实现“双碳”目标。然而，我国单位面积秸秆产量大、作物种植茬口紧，秸秆利用的产业发展并不充分，影响着秸秆利用的经济效益。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立欣带来了有关秸秆利用方面的建议，她提出，我国的秸秆利用应从注重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提升，通过加快秸秆高值利用技术研发、建设秸秆高值利用试点县、强化秸秆高值利用政策机制保障等方式，增强秸秆的高值化利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立欣。受访者供图
我国秸秆利用产业发展不充分
新京报：秸秆利用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今年你提出要高值化利用秸秆，依据是什么？
赵立欣：这是基于我国秸秆利用的现实情况提出的。近年来，我国的秸秆利用越来越广泛，中国农业农村部曾发布《全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报告》，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农作物秸秆产生量8.65亿吨，利用率达到88.1%。
能看出，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农用为主、五化并举”的发展格局，秸秆的综合利用也取得了积极成效，秸秆农用水平、收储运专业化水平、市场化利用水平、技术标准化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提出高值化利用秸秆，也是回应国务院印发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的要求。
新京报：高值化利用秸秆，目前我国秸秆利用还存在哪些难题？
赵立欣：我国的秸秆利用仍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目前，我国单位面积秸秆产量大、作物种植茬口紧，秸秆利用产业发展不充分，尤其存在秸秆产业链经济效益不高、秸秆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
新京报：面临我国秸秆利用产业发展不充分的难题，你认为秸秆利用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什么？
赵立欣：我认为秸秆的综合利用需要从注重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现在亟需加快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提升秸秆产品附加值，实现秸秆利用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秸秆综合利用走上一条绿色、高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加快秸秆高值利用技术研发
新京报：近年来，农村生活能源结构发生调整，秸秆不论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燃料、肥料，还是家畜饲料，正逐渐被排除在农业生产之外，秸秆直接还田也并不现实。你认为，作为重要资源的秸秆，该如何实现它的转化功用，并实现你说的“高值化利用”呢？
赵立欣：秸秆的高值化利用，实际上就是将秸秆资源作为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引入到整个农业生产系统的循环路径里，去寻求秸秆资源合理、环境友好且高效的利用方式。而要实现秸秆高值化利用，我认为技术攻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认为需要加快秸秆高值利用技术研发，比如将秸秆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解聚难度大、转化成本高等问题纳入国家科技计划支持范围，并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力量联合攻关。同时，加快突破秸秆组分有效分离、酶解转化等关键技术的研发，借此来带动秸秆产业链条的延伸，提升农业副产品的增值收益。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立欣。受访者供图
建议开展秸秆高值利用试点县建设
新京报：过去几年，我国各省市地区曾设立不少秸秆综合利用试点，你提出的秸秆高值化利用建议对这些试点是否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赵立欣：是的，在全国已有的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中，我觉得应该优先支持建设一批秸秆全产业链高值化利用试点县，优中选优，再由点到面进行推广应用。
我认为秸秆的高值化利用必须按照秸秆收集、储运、加工、利用等全产业链开发和全价值链提升的思路，把促进产业化、高值化利用作为主要目标，借此建设出这些优质试点县，再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机制。
强化秸秆高值利用政策机制保障
新京报：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出发，你认为促进秸秆的高值化利用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赵立欣：秸秆的不当利用反而会导致环境的污染，因此近几年我国及各省市均加快且加强了关于秸秆禁烧宣传、管制、奖惩及农业固废综合利用案例收集等提案。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认为目前我国仍需要强化秸秆高值利用政策机制保障。
比如，增设中央财政资金用于支持秸秆高值产业化利用建设，鼓励区域性秸秆产业化利用，支持承担秸秆全产业链高值化利用试点的主体按照规定享受用地、用电、信贷等优惠政策，并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秸秆利用主体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所得税减征等。只有落到实处的保障，才能促进秸秆利用更加高效合理，指向一个更加绿色、健康的未来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