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都不平坦，除了无尽的求索、艰辛的实践、理性的学术争论和广泛的科学传播之外，也不乏对科学理念的坚守及对反科学思潮的批判。

 

 

20世纪中叶开始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对科学技术的谬用、误用以及经济无节制的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较早，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注尤为强烈，由此促进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开拓和交叉学科——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的兴起。之后，欧美国家曾有一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如战争动乱、精神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都是科学惹的祸；科学已沦为“与政治共谋的权利、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财团的工具和破坏自然的元凶”。

 

针对这类反科学思潮，许多自然科学家，包括后来不少科学哲学学者都予以有力反击，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触发了一场反对科学和捍卫科学的“科学大战”。捍卫科学的学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基本特点不容诋毁，即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客观性，就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普遍性，就是非地方性、无国界性；构造性，指的是科学知识具有逻辑性、精确性。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加以利用。他们支持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但强调在摒弃技术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克服科学发展过程中某些弊端的同时，决不能否定科学发展的必要性，如果任凭反科学思潮自由泛滥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灾难性后果。

 

环顾世界，重视和推进科学发展仍是当今许多国家思想观念的主流与政策制定的依据。然而，“科学大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反科学思潮十余年后竟在东方死灰复燃，近年我国社会上围绕转基因技术问题出现的种种乱象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

 

 

转基因作物问世已近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也已长达17年。由于实施了规范的管理和科学的评价，全球转基因作物种类、种植面积仍在迅速扩大；每年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吨转基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数十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并未发生确有科学证据的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

 

实践证明：转基因安全风险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一样安全；转基因生物育种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已充分显现，其广泛应用已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但是，对此科学文明的重大成果，近年却在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急需创新驱动的中国备受非议和攻击。

 

应当指出，目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因对相关知识和技术比较熟悉或了解，绝大多数都拥赞转基因技术发展。其他学科，如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界一些专家对转基因安全风险存有疑虑，但其中很多人也声明并非反对技术进步，只是希望加强评价和监管。即便有少数专家不赞同转基因技术，也属于正常现象，只要是积极、理性的学术争论也会有利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完善。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时至今日，国内仍见少数人罔顾事实，不断炒作那些早已被国外权威学术机构否定、毫无科学依据的所谓“转基因安全事件”，以误导社会舆论和搅乱公众思想；曾作为西方反科学思潮根基的“技术恐怖论”、“阴谋论”、“利益驱动论”等至今仍四处翻版，谬种流传。特别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社会上极少数人对生物科学一无所知却以反对转基因为借口，肆意制造和散布妖魔化转基因的各种离奇荒诞的谣言，竭力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唯恐社会不乱。因此，目前在转基因问题上人们所见种种乱象从本质上讲已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反科学思潮的真实反映；发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股反科学思潮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今日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围绕高新技术的竞争愈发激烈。在生物技术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倚仗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在全球扩展市场和谋取霸权。面对严峻挑战，我们要做的不是放弃或抵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只能加强研发，加快推进，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取发展主动权。

 

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较短，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经历过科学的启蒙和科学革命的洗礼。在转基因问题上反科学思潮所以能在当今中国得逞一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科学普及与宣传工作未及时跟上，公众对现代科技缺乏了解。因此，加强科学传播，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离不开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为了推动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各类高新技术的发展，生物学家、环保学家、科学哲学家、经济社会学家应该积极交流，深入探讨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实现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科学技术永不脱离健康发展的轨道。